【疫情开始与结束的时间是几点,疫情开始与结束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】

“疫情开始与结束的时间是几点？”

当这个问题浮现时，我正坐在傍晚的窗边，天色将暗未暗，楼下的路灯“啪”一声亮了，像某个确切的信号，我知道，世上没有这样一座钟,它的指针能为我们标记这场蔓延全球的疾苦的精确刻度。

我们曾如此渴望那个刻度，2019年末，零星的消息如湖面的涟漪，大多数人仍沉浸在岁末的节奏里，真正的“开始”，并非某个惊醒世界的鸣枪时刻，而是一种缓慢的、渐进的沉没，起初是远方模糊的警报，而后是身边突然空缺的座位，再后来，是口罩上方一双双熟悉又陌生的眼睛，我的“疫情元年”，始于药店货架上消失的酒精棉片，始于第一次笨拙地戴上口罩时，眼镜片上腾起的那片白雾——那大约是下午三点半,一个平淡无奇的冬日午后。

结束则更像一个传说，没有礼花，没有钟声，政策调整的那天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复杂的悲欢，而现实中的街道依旧空旷，我的“结束”，或许是在某个清晨，我下意识去抓口罩却扑了个空，然后愣了几秒，空手走出了门，又或许，是在一次家庭聚餐时，无人再提及“感染风险”，话题自然地滑向了明天的天气与孩子的学业，它发生在无数个未被记录的瞬间，像冰雪的消融，你能看见水痕,却指不出它由固至液的那一刹那。

我们寻找确切的时间点，或许是因为人类习惯于用刻度丈量混沌，用边界安抚无常，将灾难框定在“某日某时”，仿佛就能为它装上始与终的阀门，就能将那段记忆封存在一个可控的区间内，疫情不是地震仪上的一次尖峰脉冲，它是一种弥散的状态，改变了时间的质地，那三年，是延长的冬日，是加速的钟摆,是集体记忆里一块无法与标准时区对齐的飞地。

个体的感知则更为参差，对一位在疫情初期失去至亲的人而言，时间永远停在了拨打急救电话的那个深夜；对一名在方舱医院迎来新生命的护士来说，希望伴随着新生儿的啼哭在凌晨降临；而对一个熬过封控、却在解封后失去小店的人来说，结束的时刻比开始更为苦涩，疫情的时间，是千万条不同步的私人曲线,无法被一个公共的时钟所收束。

当我们在问“几点”时，我们在问什么？我们是在寻找一个可以共同凭吊的纪念碑，一个能说“从那以后”的转折点，但或许，更真实的纪念，在于承认这种模糊，在于理解，有些历史事件并不像开关一样“咔哒”作响，而是像黄昏的降临——你无法说清光明是何时彻底让位于黑暗的，但你知道，夜晚已经来了，在足够长的等待后，黎明总会以它自己的方式,重新渗透天际。

窗外的天已全黑，灯火点点，疫情没有时针，但生活自有其节律，它不在某个被宣布的“几点”，而在我们每一次不再恐惧的呼吸里，在重新握紧的双手的温度中，在那条我们终于敢慢慢走下去的、充满未知却也充满可能的平凡街道上，时间从未真正停滞,它只是换了一种我们更需要勇气去阅读的流速。